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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城市与风险治理”——第五届城市文化发展高峰论坛综述


  在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之际,人类经历百年未遇的重大疫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纵深演变,我国城市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科技以及人们生产、生活、生命所面临的“蝴蝶效应”式未知风险,为人们所空前关注和深深焦虑。如何提高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风险治理水平成为一个亟待攻关的重大课题。为此,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联合北京市党的建设研究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于2020年6月20日共同举办“城市与风险治理”——第五届城市文化发展高峰论坛,聚焦城市发展中的风险治理问题,力图发挥学科交叉优势,荟集各方智慧,为推进城市风险防范和化解研究、提高我国城市风险治理水平作出贡献。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沈湘平主持开幕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唐立军和北京市委党建研究所所长王大广致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等高校及机构的几十名国内外学者各抒己见,彼此讨论,发表了精彩的演讲,进行了有益的交流,现将部分精彩言论摘录如下:
 

  开幕式

 

  唐立军:城市风险治理是重中之重的特殊问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唐立军在致辞中指出,当前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相伴而来的,是城市风险的增加和城市治理难度的增大。城市安全和风险治理不容忽视,始终是重中之重的特殊问题。在城市安全和风险治理当中,我们必须关注也必须处理好如下几个重点问题:人口高度聚集、经济集中度过高、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不足、城市功能的过分集聚、社会领域问题凸显集中等。城市综合治理的复杂性、难度进一步加大。更为迫切的,是城市治理这一个特殊问题,当前我们亟待提升城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王大广:城市风险问题研究的核心是人

  北京市委党建研究所所长王大广在致辞中指出,历史上的大都市都是因人聚而兴,但也往往因为人聚而衰,这是历史长河中一度辉煌而又消失的城市的共同特征。现代都市能否良性发展、规避风险,同样与人的问题息息相关,因此研究城市风险问题很多时候看似研究的是设施、环境、资源、规划,是物,但是背后其实都是人,是关于人的生命、财产、健康问题,关于人在城市生活的舒适度问题,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正因如此,我们的研究离不开人这个核心要素,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深入分析因为人的需求带来的各种风险和问题,也必然要求我们通过分析人的诉求来寻找相应的破解之道,这就是所谓的“解铃仍须系铃人”。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大会演讲(上)

 

  杨雪冬: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认识城市的本质特点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杨雪冬认为,新冠疫情肺炎的发生,凸显了城市治理的重要性,让城市的某些优点变成了城市治理的弱点。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城市的优点毫无疑问是聚集性、流动性;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就是陌生化,人更加自由了,还有联动性。但风险出现以后,这些特点在加剧着风险的扩散,强化了风险的影响。因此,这次新冠疫情的发生在城市尤其明显,城市流动人口中受感染的比例是高的,都体现了城市的这样一个特点。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不同城市的治理水平也呈现出来不同:哪一种城市更加安全?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哪一类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更高、防控程度更高?哪些城市社区更有韧性,是老旧小区还是一些新建的社区,还是一些单位的社区?这都在检验城市的治理水平。因此,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认识城市的本质特点,为城市治理的重要性提供了非常好的窗口,我们应该利用这次机会认真梳理城市的发展变化、城市治理存在的短板和漏洞。

 

  薛晓源:城市风险治理要建立风险文明观念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商务印书馆艺术与博物学学术总顾问薛晓源认为,城市风险治理要真正建立“风险文明”观念,化解即将来临的风险、危险和危机。建构风险文明的观念要具备以下意识:第一,城市风险治理要有时间意识,时不我待,风险治理时机要积极把控。第二,城市风险治理要有空间意识。第三,城市空间治理要有反思意识。第四,城市风险治理要有总体意识,力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第五,城市风险治理要有前瞻意识,针对各种问题、矛盾提出各种风险预警。第六,城市风险治理要有风险意识。他认为,每个人都是风险的主体、风险的承担者和承受者,从某种积极意义而言也是风险的治理者,风险与责任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生活常态,文明的活火山就在我们身边不允许我们犯错误。 

 

  陈忠:城市社会风险是以进步为基础的风险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陈忠指出,城市社会风险非常多,也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传统社会风险相对小,是因为我们能力不足,只生活在一个小的地方,交往不多,不去和其他交往,也染不上其他的病。城市社会风险更多的重要原因,是我们已经拥有并希望保有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能力增强了,因为城市社会的风险是以进步为基础的风险,我觉得对风险的认识不是说风险是个坏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类进步过程中、拓展新的领域过程中必然遭遇的东西,不能简单讲风险就是坏的、就是恶的。城市社会是新的社会运行的生态,我们希望保有的东西越来越多。因为社会的风险很大程度是人类作为导致的,是人类的决定、行为导致的对不确定性的触发和新的不确定性的打开。

 

  欧阳康:三个特点显示后疫情时代的到来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欧阳康认为,目前我国和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后疫情时代”。此次疫情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像一个“激发器”,把几乎所有社会矛盾,从生命安全的角度、从死亡到健康、到生存、到发展、到繁荣的矛盾全部激发出来。第二,像一个“加速器”,把过去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才会遇到的矛盾全部汇聚到一个瞬间、一个片断,甚至就在一个过程里面,一个月、两个月里改变了世界。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想到,疫情一来,真的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到一个极致,而且这个变还在进行中。第三,像一个“牵引器”,对于疫情的处置,实际上反映了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核心价值取向,这一次做出的选择,将在未来长期发挥作用。综上所述,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后续影响到底多大还有待观察,但我们可以说,一个后疫情时代已经到来。


吴剑平:增强和保持城市的活力需要注意四个方面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务长、研究员吴剑平认为,城市治理的核心是增强和保持城市的活力。一个城市,如果失去发展活力,是城市治理和发展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和挑战,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城市的活力从哪里来?人是生产力最积极、活跃的因素,城市的活力在于人,也就是广大的市民、城市居民,城市发展是为了人,更要依靠人。增强城市的活力、化解城市风险,有四点比较重要: 一,探索共商共治的治理模式,城市是城市居民的城市,没有市民的参与很难治理好。二,打造城市的创新文化。文化就是人化,国家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只有与特定城市文化结合才能落地生根。三,整合城市和市民的目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们奋斗的内生动力,市民有目标,城市才有活力,才有未来。四,发挥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大卫·巴拓识: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充满自信的城市

  德国汉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大卫·巴拓识(David Bartosch)认为(彭蓓博士翻译),从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提取什么元素来美化我们的城市,是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个任务。他认为,这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城市的建设目标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城市的宗旨不是谋求经济上的利益,一个城市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全体居民的幸福感,及其对城市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也会提高居民的责任感。中国有非常好的前提条件,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体制,目前还缺少的是如何释放居民的创造力、提高生产力和提升教育水平。中国一些传统的艺术、传统的思想、传统的哲学理念,还应该更多转化为新的思考模式,为城市的未来发展做准备。马克思这样定义,一个理想的城市是在经济公正的受教育社会中实现技术、自然和文化的最佳人性化的综合体。由此,城市的重要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充满自信的城市。

 

  吴志成:全球发展赤字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吴志成认为,疫情的大爆发,给了我们一个极大提醒,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上升,全球发展赤字有增无减。这种全球发展赤字,就是全球化负面效应没有得到有效管控,全球发展获益小于成本支出,或者实际收益不及预期收益,继而制约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实质就是全球发展的获益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难题,中国发展过程当中都面临过,或者说正在应对和治理中,中国治理发展赤字的努力为世界应对发展挑战做出了贡献、提供了经验,具体有五点: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发展共识。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激发全球发展的动力。三,促进发展机制的改革,提升全球发展的效能。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增强全球治理能力。五,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创造了发展的奇迹,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借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同世界各国通过交流、对话、合作分享我们的发展经验,共同治理全球发展赤字。


杨典:城市金融风险治理及其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任、研究员杨典认为,中国没有发生过真正的金融危机,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极其深刻,所以,我国政府反复强调金融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2020年前,我国政府有三大攻坚战,第一是脱贫攻坚,第二是污染防治,第三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由此可以看到金融风险问题在咱们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视野里多么重要。作为金融业本身有三大任务: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从社会学角度讲,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防止金融风险转化为政治社会风险。我国金融风险防控现状,近几年有很大进展,特别是金融风险的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了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重点高风险金融集团得到了有效治理和处置。金融改革方面也有进展,有效防范了外部的金融冲击。

 

  孙建平:风险管控是人类面向未来的核心科学

  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孙建平认为,风险管控是人类面向未来的核心科学。城市安全是我们的目标,城市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精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都是通过城市来展现的,我们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变化是城市——城市规模快速膨胀、城市人口不断集聚,城市功能无限拓展、城市结构日趋复杂,带来了无比的繁荣,也孕育了各种风险。对安全风险要有敬畏之心,说白了就是“害怕”意识。我们客观上还存在技术缺失、本领恐慌等,有害怕是正常的,害怕才能重视、才会想办法,所以我们力求用科学方法、敬畏态度、前沿技术去探索解决这些害怕的问题,去化解城市潜在风险,降低风险事件的概率,守护安全最基本也是最大的民生,最终设法构建一个超低风险型的超大城市

  上午的两场论坛分别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袁吉富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袁振龙主持。

 

  大会演讲(下)

  
袁吉富:现代城市的运行有其内在逻辑

  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袁吉富认为,现代城市的运行的逻辑具有系统集成性,需要我们予以认真识别。现代城市是高度复杂的系统,是一个资源、人口、文化集聚之地。而决定城市运行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多因素的,包括产业、技术、分工、人工及社会结构、公共服务水平,人们对城市正义和美好城市生活的追求,等等。在这些方面,任何一个环节出了较大问题,就可能危及整个城市的安全。联系到外部因素,就更加体会到,尽管城市有其相对稳定的框架、骨架,但其内容是流动的,而且,这些要素不完全由城市自身决定,由此我们要树立系统思维、风险思维和前瞻思维,以平衡各种关系,推动城市的良序发展。


孙宽平:如何减少防控社会风险和城市风险?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孙宽平认为,从目前来看,如何治理、减少防控社会风险和城市风险?一方面,从做得比较成功的城市来看,最大运用科技支撑,用技术解决城市过大、社区过大、管理复杂的风险和问题,可以解决干群沟通不够的问题,解决老百姓办事不方便的问题以及一些矛盾。再一个是社会治理层面,有五个举措:第一个,党的组织建设作为社区建设共同体的核心力量,协调社会矛盾的主要力量;第二,居民的自治组织搭建居民民主协商的平台,组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非常重要,重建社区治理关系;第三,法治和德治相结合,规范社区行为,主要是社区公约、居民公约的制定;第四,人的工作和技术要并重,特别是群众工作,技术设备代替不了群众工作;第五,真正形成中央提出的完善多方参与、社会协同的平台和机制。从这次疫情防控和城市社区风险来看,社区治理不能是社区自我封闭式的管理,要进行社会资源的统一协调,配合好,提供社区治理的很好的结构。


武廷海:新冠疫情挑战传统的城镇化模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武廷海认为,新冠疫情对中国传统的城镇化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我们思考新型的城镇化模式。这个新型城镇化和疫情危机重叠,不再是传统的反思、纠偏基础上的城镇化。从各地“化危为机”的经验来看,这次是城镇化新的战略发展期,我们被动进入这样一个时期,疫情已经对新的城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或者时代的重任。新的城镇化过程能不能化危为机,决定着城镇化的前途,甚至关系我们未来的成败。后疫情时代,我们不仅要继续原来城镇化的转轨,某种程度上还要开辟一条新道,无论是城镇化的目的、任务、动力机制和治理手段都发生了变化。


董慧:提升超大城市的风险治理能力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董慧聚焦超大城市的风险治理问题。她指出,超大城市人口必须超过一千万,中国目前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六座之外,武汉是第七座,全球大概31座。超大城市的发展趋势,是世界城市化进程当中的重大机遇和机会,同时也是重大的风险与挑战。这次新冠疫情,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们对城市病、城市风险以及城市治理的传统的认识。我们可以把疫情突发以及它的迅速传播看成一种新型的城市病。这体现了超大城市的一种新风险,同时对超大城市怎么去进行好的城市治理提出新的挑战。这次疫情在武汉爆发,而且以非常快的速度蔓延,对我们国家的社会各方面,对城市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凸显出城市风险治理的重要性,也暴露出武汉的短板和问题。经过这么一场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痛定思痛,思考怎么应对超大城市的社会风险,提升超大城市风险治理能力。

 

  陆小成:特大城市风险防控中的智能化治理逻辑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陆小成认为,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要充分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强化先进科技支撑,以技术拓展城市治理的张力,实现风险防控的多元化、多中心治理,同时也要规避技术本身的双刃剑效应及其风险。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过度依赖于技术,需要加强相关的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真正实现智能化治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也就是说,我们要借助智能化的治理,加强物联网、智慧生活感知等新型技术建设,强化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应用,增加活力供给,激活消费潜力,为市民提供更安全、更精准的服务,切实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也把特大城市风险防控的基础根植于科技进步,综合运用新型的技术,遵从科学的规律来探索适宜特大城市风险防控的技术经济能力,为新时代特大城市风险防控提供新的治理工具理性与价值选择。

 

  陈剑:警惕北京进入收缩型城市所面临的风险

  (雁栖湖)健康发展论坛执行主任、研究员陈剑认为,北京目前已经成为收缩性城市。收缩性城市基本标准是连续三年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北京已经连续三年常住人口下降,意味着北京进入收缩性城市行列。这使北京面临三方面的风险:一,影响经济持续增长,影响城市发展活力,加速北京人口老化速度。二,北京进入收缩性行列,影响了京津冀整体发展,一定规模的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目前,京津冀三地在全国经济的版图中持续下降,京津冀地区在全国影响力也进一步下降。三,影响城乡融合的整体进程。

 

  吴晓林:关注城市超大社区的治理风险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林指出,疫情期间调研疫情防控中超大社区干部的压力问题,结果发现大部分人反映压力非常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关键原因是在部分超大社区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政府没有钱,搞开发不得不引入社会资本。从企业来看,这可以降低开发成本,可以拿到这么大地,可以和政府争取优惠。另外一个益处是时间红利,可以囤积土地,开发越晚增值空间越大,不行就卖地好了。另外还有利润倍增,大量的人气进来以后就可以发展其他产业。然而往往在资本家、企业家赚钱以后,政府不得不兜底,比如公共设施的配套,包括小学、医院的配套,这些全部丢给政府来做,包括人员聚集以后发生的大量矛盾,政府也要成为兜底者。他呼吁撬动超大居住区的社会参与,如果不撬动社会参与,光靠政府和居委会可能不堪重负,一定要比以前更加重视培育社会组织、带动社会组织参与。


唐亚林:注意建构社区服务的小循环机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城市治理评论》主编唐亚林指出,当前疫情的风险时期,我们把社区作为一个管理单元,实际上建构了在短时间范围内社区服务的“小循环机制”。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农村地区对防控的适应性之所以更高,原因除了农村有广阔天地之外,还因为农村内部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机制,但是,城市里面很难这么做。在这个意义上,社区自我循环的小机制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志愿服务需要专业能手,这种时候,精英不如能手。社区不同行业里面的精英有很多能力,有助于我们推动社区内部解决不同需求,这个时候,这种专业能手也有助于我们推动社区建立自我服务的“小循环机制”。


陈旭清:警惕教育风险的长期性存在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旭清认为,教育风险造成的损害,隐蔽性和长期性共存。教育风险对于学生造成的伤害,因为相对来说没有那样激烈,有隐蔽性。这种隐蔽性使得它对于学生的影响也是长期性的,比如学生认知问题、信仰问题,还有学生对于自身价值问题。部分学生从小就有自己的目的性、功利性,到大学里面,这种功利性、目的性不但没有削弱,而是逐渐强化。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他对他人利益价值的忽略,往往做出对于他人利益损害和对于自身利益保护这样一些行为。与这种价值认识相联系,使得他自身的行为不能及时改正,伴随着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很多相关的问题,我感觉可能与学生这种错误的认识有相应的一些联系,所以我讲教育风险可能会长期性存在。


袁振龙:流动的城市疫情的流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综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袁振龙认为,城市有聚集和流动两个特点,但这两个特点又特别适合疫情的流动,我们国家的法定传染病发病人数,从2010年6409962人上升到2019年的10244507人,死亡人数从2010年15257人上升到2019年25285人,病死率从2010年的0.24%上升到2019年的0.25%。这次疫情,我们国家通过付出沉重代价,通过应对疫情的有效措施,使城市了运行速度慢了下来。这带给我们很多思考。我们国家也好、全球也好,是不是我们发展的脚步要走慢一点,是不是快就是合理的?或者快就是对的?然后慢下来又与城市的发展逻辑存在内在的矛盾。现在疫情的流行特别是新冠肺炎病毒告诉人类,人类对病毒,包括病毒在内的自然的认识相当有限。尽管我们现在技术也很发达,但是我们对病毒的传播规律、怎么治,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另外一方面,现在社会进入消费性的社会,这种疫情的传播是不是也在警醒我们对过度消费要有适当的警醒,应该强调适度消费?


陈堂发:重大风险事件中公共舆论治理的法治思维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堂发认为,此次疫情,谣言叠出,我们应当区分谣言产生的实害性结果,区分主体过错情况,合理施加责任。根据相关条款,追究谣言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均要求具备“主观恶意”、“行为结果实害性”。灾害性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必须强调实际的社会危害性已经产生,且制造扩散谣言的主体具有主观恶意,两者缺一不可,作为做追究公法责任的处理。为了压缩执法主体自由裁量的空间,避免责任追究极轻极重的失当,从重大风险事件处置有效性、事件对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等影响考虑,我们可将重大风险事件有关信息分为四类:1、与有效处置直接相关的信息;2、加剧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失范的信息;3、同时具有上述两种功能的信息;4、同时不具备上述两种功能的信息。他认为,原则上,第4类属性的谣言免于法律处罚或不宜施加公法范畴的法律责任。

 

  毛寿龙:思考城市风险治理的秩序维度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毛寿龙认为,新冠疫情对西方社会和中国城市都提出了挑战,西方社会在反思,我们也需要反思。有人认为,中国是高度集权的抗疫方法,西方是分权的抗疫秩序,他们讲究人权、自由,我们好像不太讲究人权、自由,这是不对的。我们要从秩序维度来思考,大城市的发展需要每个人有自由的权力,每个人没有自由的权力,城市活力确保不了,但是也需要安全,每个人需要搞清楚流行病学轨迹。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势,也要看到别人的优势。我们虽然暂时获得了抗新冠的成功,但北京变成世界级大城市还需要做非常大的努力。我们必须总结城市文明发展秩序,思考我们如何进一步应对未来未知的疫情及风险,让中国大城市有更多富有生产力的新空间。


刘耕源:中国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及其风险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生态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刘耕源指出,当前快速的城市化正在与环境和资源发生矛盾。当前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城市化从以往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第二,城市化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的深度调整。由此导致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是,南方城市面临更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北方城市面临更严重的大气污染、垃圾污染以及能源消耗的问题。总结如下:现有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是发展阶段正在转折,挑战是发展环境倒逼转型;现在的发展阶段是从城市规模持续增长,城市增速整体趋缓和结构面临深度调整三个方面;挑战是包括资源约束日趋紧缩、生态文明要求逐渐提高以及城市建设重心转移三个方面。

 

  林拓:后疫情时代的风险治理与社区韧性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林拓认为,韧性社区是城市风险治理的重要基石。“韧性”原本是物理学概念,自从韧性思想应用到系统生态学之后,扩展到企业、城市等领域,主要是强调自控制、自组织、自适应,用最简要的话就是在灾害冲击下能够功能正常运转自如。所谓“韧性社区”,首先功能是要舆情风险的发现和阻断,在平时状态下具备舆情风险的高度、敏锐的发现能力,在战时状态下有承担风险阻断的能力。社区恰恰处在政府和居民两个面中间,发挥信息的重要梳理功能,特别在大城市,由于行政层级多、社区数量多,信息传导的精度和速度至关重要。随之而来的是疫情对社区内部持续的冲击,互助保障是韧性社区的必备功能,疏导修复又是韧性社区的重要功能。群众的焦虑不安情绪一旦升温,社区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显得非常重要。下午的两场分论坛,分别由北京市党建研究所处长李琰和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程光泉主持。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教授最后做了大会总结,他认为本次论坛有四点启示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风险问题。作为开放、系统集成的复杂巨系统,现代城市记录着人们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集中了风险、蕴藏了风险、激发了风险、放大了风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科技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生命的方方面面,如何提高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风险治理水平成为亟待攻关的重大课题。二是城市风险治理必须有宏观战略和具体策略。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隅,复杂风险条件下万物万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有广大的胸襟、视野和思路,必须有体制机制的构建与保障。风起青萍之末,蝴蝶效应往往源于细小原因,没有细节上的实事求是的、技术性的精微、精准、精道,就不可能夯实风险治理的基础。应对城市风险,总体性和精细化不可偏废。三是城市风险治理必须以人为本。城市存在的初衷就是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一切风险其实都是对人而言的。风险治理也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美好生活,城市应该成为我们温暖的家园。同时,城市风险治理也必须依靠人,依靠社区、家庭、市民个人的共同的努力。四是城市风险治理特别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树立责任意识。风险可以治理,但是不可能消灭。我们的精力应该主要放在防止坏的可能,防范重大风险上。强调防御的性质,就意味着一种自我限制和自律。从有所为、无所不为到有所不为,或者说为在当为处。只有改变观念和行动,我们才能有一个可期盼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