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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武斌:伏尔泰:在中国发现了新世界


武斌,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在18世纪的时候,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阵营中,伏尔泰始终是一位居于核心位置的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伏尔泰(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1694—1778)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法国启蒙运动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伏尔泰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具有较多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并且对于远方的中国抱有很大的热情。伏尔泰早年曾在耶稣会办的学校中受教育,耶稣会士们所介绍的中国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以后,伏尔泰也一直关注来自中国的文化信息,研读有关中国的著作,与许多耶稣会士保持着接触和联系。他曾阅读过金尼阁、基歇尔和李明的著作,特别是阅读过杜赫德的4卷本《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也是伏尔泰很熟悉的著作。此外,他还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翻译的中国儒家典籍。在他的私人藏书中,几乎包括了他那个时代出版的所有关于中国儒学的书籍,其中包括所有耶稣会士的作品和他们翻译、介绍的作品。

伏尔泰终其一生,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在伏尔泰的一生中,有近80部作品、200余封书信中论及中国。伏尔泰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具有的新的精神和新的文明,成为他致力于改造法国社会的政治理想,成为他一个极力赞赏和追捧的文化榜样。

伏尔泰对中国悠久的历史给予充满激情的赞誉。在他看来,中国人是开化最早的民族。中国这个古老而优秀文明之被欧洲发现,正是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妄自尊大最有力的对比。在伏尔泰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中国的历史悠久,并表示出由衷的赞叹。他称赞中国古代文化取得的优秀成果,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

在伏尔泰对中国的“发现”中,他最为注重的是儒家礼治秩序,是中国人的道德和法律。伏尔泰和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个完全新的道德世界。伏尔泰曾认真研读过各种儒家经典和孔子思想论著的译本,对孔子称赞备至。他说:“我钻研过他的著作;我还作了摘要;我在书中只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丝毫不染江湖色彩。”他还在一封信中称“孔子为天地之灵气所钟,他分别真理与迷信,再站在真理一边;他不媚帝王,不好淫色,实为天下惟一的师表。”他对孔子极为推崇和赞颂,指出:“这个庞大的帝国的法律和安宁建筑在既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辈的尊敬之上。后辈还把这种尊敬同他们对最早的伦理大师应有的尊敬,特别是对孔夫子应有的尊敬,合为一体。这位孔夫子,我们称为Confucius,是一位在基督教创立之前约六百年教导后辈谨守美德的先贤古哲。”

在另外一封书简中,伏尔泰写到:“这位孔夫子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他是理性之友,狂热之敌,他仁慈且安详,一点都不将真理与谎言相混。”

伏尔泰把中国皇帝与孔子相提并论,一个是只关心人民幸福的国王,一个是布道者。“我钦佩他们两人,我简直对他们着迷了。”他还说,孔子“根本不做先知;他从不说他有什么灵感;他也绝不宣扬一种新宗教;他更不借助于什么威望,他根本不奉承他那时代的当朝皇帝,甚至都不谈论他。总之,他是举世唯一的一位不让妇女追随他的教师。”他还指出:“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是宣扬什么奥义。在他的第一部书中,他说为政之道,在日日新。在第二部书中,他证明上帝亲自把道德铭刻在人的心中;他说人非生而性恶,恶乃由过错所致。第三部书是纯粹的格言集,其中找不到任何鄙俗的言辞,可笑的譬喻。”伏尔泰在这里说的孔子的书,应该是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其中所说的3部书,分别是《大学》《中庸》和《论语》。

伏尔泰认为,孔子的哲学乃是一整套完整的伦理学说,教人以德,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人们利己的欲望,从而建立起和平与幸福的社会。伏尔泰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看到孔子儒家伦理精神的力量。孔子一整套的伦理道德规范指导着中国人修身治国,使中国两千余年来得以国泰民安。伏尔泰极为推崇孔子,并且从孔子的思想中吸取了许多思想的养料。所以,伏尔泰的传记作家雷蒙·纳弗(Raymond Naves)在《伏尔泰其人其文》中把孔子列在伏尔泰的“精神教父”之中,与贺拉斯、拉辛、蒙田、贝尔、洛克、牛顿等人并列,称孔子“以特有的魅力引起了伏尔泰的关注”。纳弗还说,孔子和“人类道德的伟大导师们”,“以他们的仁慈,他们的善良和正义感,激励了”伏尔泰,使他“心甘情愿地从他们那儿接收了启蒙宣传的主要内容。”

伏尔泰非常推祟中国的道德和法律制度。在他看来,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伏尔泰说中国人具有完备的道德哲学,它居于各科学问的首位。中国人的道德源于中国文化的理性原则。他赞赏中国人的道德与人心、人生相结合的主张,认为中国儒学的“性善”说与基督教的“性恶”说有本质的区别。人类的“性善”,才使他们在“爱神”之外,能够“以深厚的感情,去爱其祖国及其父母妻子”。他说,西方民族的任何格言和教理都无法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世上就不会有人们互相攻伐了。伏尔泰还称赞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教,认为这就像爱比克泰德的道德观一样纯正、严肃和人道。他还认为,所有中国文化的优越和美好,都可以活生生地实体化,这就是孔子的思想和言行,孔子是中国文化的理性原则衍化为“纯粹道德”的最好体现者。“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他还援引传教士李明的话说:“中国遵循最纯洁的道德教训时,欧洲正陷于谬误和腐化堕落之中。”

伏尔泰指出:“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中国人很讲究礼节,“然而这些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正直的品行,使民风既庄重又文雅。”

伏尔泰认为,中国道德与政治、法律的结合,即为中国式的德治主义,成了公正与仁爱的典范。他主张法国和欧洲应该引进中国的优良法律和道德。既然法国能从中国学习制造瓷器,为什么不从中国学习其他优点呢?他说,我们曾把我们的神圣宗教带到中国去,然而没有成功。我们应该把他们的法律拿过来作为交换,但我们也许不懂得做这笔交易。

伏尔泰推崇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他以中国为榜样,针砭时弊,要为法国的社会改造提供一条可行的道路。

伏尔泰还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评论。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都是从中国开始的,而且长期遥遥领先。伏尔泰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论及中国古代文化,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等问题。在谈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时,对于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发明,对陶瓷、玻璃、养蚕丝绸等等物产,都指出其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万里长城是为人类智慧带来最大声誉的建筑,与万里长城相比,埃及的金字塔不过是一些小石堆。他还说到中国的城市、运河货币以及财政情况,说到了中国的军队和武器装备等等;他还说到中国的天文学与算学,他说中国人发明了周期历法,比我们的历法早2602年。他们深入研究了天文学,他们孜孜不倦地观天,注意一切天象,并将观察的结果传之后代。他甚至提到中国的古代算书《周髀算经》,肯定中国的这部书早在毕达哥拉斯之前就提出了勾股定理。他认为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向世界证明,中国人不是像欧洲人那样装饰着艺术的殿堂,他们是在建筑着这一辉煌的艺术殿堂。他们“几乎拥有我们所有的一切,以及我们所缺少的一切。”在他看来,中国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

所以,伏尔泰主张大力加强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两大文明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他主张欧洲向中国学习:“我们不需要深入研究,也不需要花太大力气承认,中国人以及印度人对所有实用技术的掌握,早就走在欧洲的前面。”因此,“我们应当尊敬我们的老师。”